回家
播放 4156 王文华 阿荼 20:14
回家 - 悦读FM
清明节,我们去爸爸墓前。妈妈、哥哥和大嫂布置鲜花和水果,我和六岁的姪子拔两旁的杂草。 
 
「为什么要拔草呢?」姪子问。「因为这是爷爷的家啊,就像我们家一样,如果地上有脏东西,当然要清理干净啊! 」 
我们上香、烧纸钱,火灭了之后,妈妈从黑色外套口袋中拿出一个手掌大的红色小包裹,像包着中药材。我注意看,上面是潦草的毛笔字迹,我只看出「丰乐镇」三个字。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知道是老家来的东西。 
 
家,对我来说是个疏远的概念。回家的路,总比离家的路漫长。小时候,爸妈把我们送进管教严格的私立小学。我们住在民生社区,却要到景美兴隆路去上学。那九年唯一的感觉是:为什么我家住得这么远?每天早上,我坐车到新生南路的清真寺,再换253到兴隆路。有时候起晚了,爸爸得开车送我,再赶去上班,最后总是迟到。 
 
有一天起晚,被爸爸说了一顿,我一气之下大吼:「谁希罕你送啊?」甩了门去坐公车。 
那天下大雨,车特别挤,摇晃到清真寺,我快要吐出来。公车停下,一名乘客用手把窗上的雾气擦掉,我竟看到爸爸的车停在车站旁。他的雨刷快速转动,两边的煞车灯焦急地闪烁。 
他身子向前倚,撑着方向盘,睁大眼睛注意来往的公车。我犹豫了一下,没有下车。我从来没有问爸爸在那里等了多久。那个早晨,我的家在清真寺,我宁愿跟陌生人挤在公车上,不愿回家。 
 
上高中后,参加社团,每天七点出门,十一点回家。上大学后,把户籍迁出台北,为了申请六人一间、又脏又臭的宿舍。自以为长大了,就觉得回家是一件不酷的事。 
 
学校拱门长廊,图书馆有浩瀚的典籍。家里只有蟑螂,和生锈的热水器。学校有校园美女,女一舍的门口种著禁果。家里只有发福的阿姨,和没有收好的麻将桌。家,就像饭店。 
唯一不同的是:每天早上离家时,可以拿妈妈留在茶几上的零用钱。 
 
当兵是第一次真正离家,长年在家中得到的纵容和尊重,瞬间消失。以前一回家就关门, 
现在睡觉时可以听到一百多种不同的打呼声。以前是爸妈叫你起床,现在是你站完卫兵去叫排长。第一次,感到家的可贵。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晚上洗澡时间,蓝色公用电话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有些人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你气得想拿刺刀把他分尸。 
一个礼拜一次,我们收到家书。一个月一次,和家人坐在营区的大树。我不再是大少爷了,我是空军的新兵,睡在僵硬的木板床上,失眠到天明。 
 
出国念书的那晚,我和爸妈在机场告别。什么时候再见面,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在早上到达旧金山,朋友接我到学校。我领了钥匙,搬进宿舍,坐在自己的房间,打开窗。外面是茂盛的树和灿烂的加州阳光,我终于到了天堂,但那一刻,一向自信的我开始慌张。有一些东西不见了,我们虽然努力用各种方式去找回它,但其实都在隔靴搔痒。 
在国外,台湾学生遵循着农历,想尽各种方式联谊。春节、清明、端午、中秋,我们租下校内的活动中心,举办舞会和卡拉OK。挤在同学家里,麻将打到筋疲力尽。我们包粽子,形状和馅都推陈出新。开国事论坛,有人故意要讲台语。因为寂寞,爱情也变得容易。离家的我们睡不安稳,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别人的体温。 
 
第一封家书,在我开学后一个礼拜寄到。爸爸在信中叮嘱我「出门在外的十一大注意事项」: 
「一、开车上路前,先检查汽油与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四、休息与睡眠要充足,熬夜对身体不好……」我是史丹佛的MBA,爸爸担心我的车忘了加水。我的GMAT考得比谁都高,但爸爸担心我不懂得身体健康的重要。 
 
半年后,妈妈来看我。「你早餐都吃什么?」她问。「我会煎蛋饼!」我从冰箱冷冻库中拿出超级市场买来的葱油饼,丢到平底锅中,上面打一个蛋。她摇摇头:「你至少要学会做红烧牛肉,这样可以吃牛肉面!」临走前,她煮了一大锅,够我、以及我在美国所有认识的人,吃一个礼拜。她把做法一条一条地写在纸上: 
「一、牛肉切成块状。二、把姜打碎。三、葱切成长段。 
四、胡萝卜切成块状(要削皮!)……」 
洋洋洒洒,也写了十一条。儿子自己住半年了, 
妈妈挂念的还是: 
他会不会不知道胡萝卜要削皮啊! 
 
后来我当然从来没去做红烧牛肉,但当我感受到课业压力时,我总是在心中默念:「要削皮!要削皮!」那三个字成了我的大悲咒,念着念着,我平静下来。 
 
对留学生来说,回台湾表示你没有办法。没有人毕业后要立刻回去,大家都想拿绿卡。 
为了留下来,我们愿意低头,去华人的公司做大材小用的工作。为了打进美国人的生活, 
有些留学生甚至刻意不和台湾人交往,甚至以此为荣。但我们虽然一心一意想移民, 
孤单时哼的还是「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朋友来美国玩,最渴望他带来台湾最新的CD。我们开老远的车去买《世界日报》,只是想知道台湾两三天前的消息。住在校外的同学接cable,看得到台湾的电视新闻。看到立法院打架吐口水,我们竟欢呼起来。美国幸福地让人觉得虚幻,但你永远只能旁观。台湾又脏又乱,但至少还有东森主播王佳婉。 
 
出国后,搬家成了常态。到了最后,不常用到的东西干脆放在箱子里不拿出来。我毕业后开始工作,没在一个地方待超过一年。一九九四年,纽约。九五年,东京。九六年,佛罗里达。 
在东京,公司在繁华的六本木帮我安排一间公寓。搬进去的那晚,坐在客厅里看到远方大楼顶端的霓虹灯,听着电视主持人兴奋的日文,我的胸口很闷。在佛罗里达,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海滩帮我找到豪宅。 
我在四个房间之间走来走去,不知道该睡哪里。回到纽约,周末下午在大楼的地下室, 
注视着烘干机里滚动的衣服。烘完后,我拿出衣服,发现内衣还是台湾带来的。 
我离家好远,整整差了十二个小时。但令我激动的,竟然只是内衣上的标志。 
 
离家七年后我回到台湾,一切如常,仿佛我从未远离。家,还是像从前一样,有时给你温暖,有时令你抓狂。家人,没有太大的改变,有时无话不讲,有时要小心轻放。妈妈有时会来我住的地方,帮我烧开水。对于长大的儿子,这是她少数还能做的事。妈妈烧水时,习惯把水壶里剩的一点点水倒在一个杯子里,再把壶装满生水去烧。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把剩下的水倒在杯子里?」她说:「因为烧开的水很烫,几小时之后才能喝。那几个小时你可以先喝前一壶的冷水。 」 
那时我终于了解:家,不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址。 
任何地方,当家人对你表现出细心、体贴、没必要的担心, 
和无心的贬抑时,那就是家。 
它可以在清真寺,可以在民生社区。 
可以在台湾,可以在美国。 
可以在冷水和蛋饼之间, 
也可以在那碗你永远没有做的牛肉面。 
 
清明节那天,当我们要离开爸爸的墓地时, 
妈妈打开手上红色包裹,里面竟然是稀疏的泥土。 
她走到棺木上方的草地,一撮一撮,把包裹里的泥土撒在草地上: 
「我回老家去了,带回来一些家乡的土,撒在这,你就等于回家一样了。」 
我走上前去,拍着妈妈的肩。 
她说:「这些土撒在这里,一点都看不出来。我原本以为闷在包裹里那么久, 
土一定变黑了。没想到老家的土和这里的土,其实都一样。 」 
那些土离开妈妈的手,落在地上、飘在风中,就再也看不见了。 
在那一刻,我,曾经住过那么多地方的我, 
没有人再提醒熬夜对身体不好的我, 
在热水太烫时总有一杯冷水可喝的我,终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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