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生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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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生别离 - 悦读FM
1.
 
那时我小学四年级,杨约五年级。我俩在同一个作文兴趣小组,我叫他小哥哥。杨约一头卷发,眼睛大大的,很秀气。我注意到,他的嘴唇是紫红色的,像一嘟噜桑葚,嘴角有颗痣。
 
杨约作文写得好,还去市里参加过比赛。是他跟我讲回文诗;是他让我读“石室诗士施氏”;他会用“青翠欲滴”形容天空,用“葱管”形容女孩的手,用“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形容凶巴巴的女老师。我很崇拜他。
 
有一回,兴趣小组的老师读了我的一篇作文,里面写到一个“瓜子脸”的女孩。下课后,杨约严肃地跟我讲,女孩应该是“鹅蛋脸”,那些妖里妖气的女人才是“瓜子脸”。
 
还有一回,小伙伴们在踢球,他独自坐在操场边,神情落寞。看见我,他好像高兴了一些,指指胸口,笑着说,这里动力不足。
 
后来我才知道,杨约有先天心脏病,不能上体育课。
 
那天下午,校园里响起了刺耳的鸣笛。我无心上课,隐隐觉得不安。那天放学我没见到杨约的身影。他在班上突然昏倒,老师赶紧叫救护车送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过了几天,学校来了一对中年夫妻。他们走进五年级一班的教室,收拾杨约留下的课本和文具。女人一边整理一边抹眼泪。男人眼睛血红,凶巴巴地对我们说,看什么看?
 
他们走了。女人好像不肯走,好几次一屁股坐在地上。男人用力拉扯着她。那么大的男人,背个那么小的书包,我们都觉得很好笑。
 
那天,路过五一班教室。阳光依旧明媚,角落里,有个课桌空空荡荡。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
 
死亡,永远停留在那里。停在五年级,停在11岁。
 
乌黑的卷发,大大的眼睛,紫红的嘴唇,嘴角有一颗痣。
 
很多年后的一天,街上走来一群小学生,叽叽喳喳的,好幼稚。我猛然想起,杨约走的时候,也是这个年龄。
 
可为什么每次想起他,总是小哥哥的模样。
 
 
2.
 
他是个混混。
 
可即使班上最正派的姑娘,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好看的混混。
 
我们这帮男生,还整天沾着自来水把头发弄成郭富城样的中分,他第一个剃了板寸。走在校园里,青皮刺眼,英气逼人。
 
我们敞开校服双手脱把骑自行车,自以为帅得很,他已经跨着摩托风驰电掣,后座是一个戴墨镜、永远不笑的姑娘。
 
我们偷偷研究生理卫生课本,揣测祥林嫂“第二天没起来”的道理,他已经弄来成套的港版《肉蒲团》、《绣榻野史》、《巫山艳史》。
 
真教人丧气,怎么玩都是人家玩剩下的。
 
同样的墨镜,同样的牛仔服,穿戴在他身上,就是比别人有款有型。
 
他是全校的反面典型。旷课,作弊,抽烟,打架,门门功课不及格,身边的女孩走马灯似的换。好多家长不许子女跟他有来往。老师也不管他,让他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
 
我们那个学校体罚风气严重,老师唯独不敢对他动手。每次他犯了事,只能把他爹叫来。
 
他娘身体不好,常年卧床在家。他爹是个满身酒气的工人,到了办公室一言不发,解下皮带就抽。
 
他用手护着脸,一声不吭,任凭皮带一下下落在手上、身上。他爹还不解气,一脚把他揣在
 
地上。他翻身爬起来,擦一把鼻血,斜着眼看他爹。
 
有一天,听人说,不好了,XX和他爹打起来了。等我赶到时,办公室里里外外已是人山
 
人海。挤进去,见到两人在地上扭作一团。
 
好不容易把两人分开。他爹气喘吁吁,骂骂咧咧,扬言要回家拿刀捅了这个不肖子。他一脸血污,还是那样冷冷的表情,死盯着他爹。
 
那时,我们才发现,他的个子已经超过他爹了。从此,我再没在学校见过他爹。
 
那天我踢完球,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高高的看台上,抽着烟。过了一会,他的头深深埋了下去,开始抽搐。我犹豫了一下,走到他身边。
 
他抬起头,满脸的泪水。
 
他说,我娘死了。
 
我看见他用夹着烟的手捂着嘴,无声地颤抖。我伸出手,放在他的肩头。
 
好一会,他抹了抹眼睛,对我笑笑说,你走吧。别让班主任看见你和我在一起。
 
从此,我和他有了微妙的默契。眼神交汇,无言一笑。放学后,他让我抽他的烟,骑他的摩托,看他的《肉蒲团》。他向那帮混混朋友介绍,这是我兄弟。人家读书好,跟我们不一样。
 
我也知道了许多猛料,比方上个月那场斗殴是谁挑起的;比方高中部某某女生,其实是黑社会老大的女人;比方班上最一本正经、最嫉恶如仇的团支书,去年给他塞过情书。
 
初中毕业,我离开了小镇。那时日子过得慢,车马邮件都慢。起初几年,还能听到一些他的传闻——如何在镇上称王称霸;如何出面摆平了一场厮斗;如何搞了黑社会老大的女人,被打得死去活来;如何拖着一条伤腿,远走他乡。往后的日子,渐渐没了他的音讯。
 
过年回家的时候,团支书告诉我,XX死了。
 
我愣了。怎么会?
 
唉,他爹后来中风,半身不遂,他回来一边打工,一边照顾他爹。还谈了个女朋友,比我们小一届的师妹。谈了两年,差不多该谈婚论嫁了。
 
这小子光要钱,不要命。在那个喷漆车间,没日没夜地加班,也不好好吃饭。年底查出胃癌晚期,一个月不到就走了。太惨了,小师妹哭到不行。。。
 
我不敢相信,即使团支书的眼中有泪光闪烁。
 
这么彪悍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跟老爹对打,跟老大抢女人,天不怕地不怕。在我们那压抑漫长的青春期,他是一尊邪神。不是说大反派都不容易死吗?不是坏人的生命力特别旺盛吗?
 
我忘不了那个逃课的午后,他向那帮混混朋友介绍我,一脸骄傲的表情——这是我兄弟。
 
 
3.
 
初七的早晨,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是小豆的妈妈。小豆死了。
 
几年前我做过一阵临终关怀志愿者,在第六人民医院的骨癌病房。我们的社团起步不久,所谓临终关怀,主要是陪绝症病人聊聊天,逗逗乐子,找机会鼓励几句。
 
第一次踏进骨癌病房。四张病床一字排开,几位老人躺着输液或是睡觉发呆,露出的一截手臂像风干的木头。家属低着头坐在床边。空气里弥漫着药水的味道。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话。
 
那种安静叫绝望。
 
仿佛来到了噩梦里,又像闯进了墓地。
 
我们懵了,茫然不知所措,说话都结结巴巴的。准备好的话题完全不起作用。从病人到家属,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你。随便应付了两句,便把头扭过去。
 
我们落荒而逃。护士叹了一口气,你们去找小豆吧。
 
小豆在隔壁病房,正靠着床看一本《读者》。刚见到我们有一点害羞,聊着聊着就热络起来。
 
小豆很开朗,也很爱笑,笑着笑着主动把鸭舌帽摘下来,给我们看他的光头。
 
那年他14岁,皮肤很白。他不好意思地说,因为老憋在病房里,晒不到太阳。
 
小豆家在安徽农村,一年前查出了骨癌,几经辗转来到了六院。做了手术,取出一段骨髓。目前在接受化疗。总共十次,已经做完了八次。
 
问小豆,化疗疼不疼。他做了一个龇牙咧嘴的表情,说疼啊,每次化疗结束,麻药一点点退去,疼,撕心裂肺的疼,疼得想死,马上死。可那时连爬到窗口的力气都没有。过了两天,等有了力气,也就不那么疼了,不想死了。
 
他又笑,仿佛在说别的事,或是别的人。他一笑,旁边的病友也跟着笑。小豆的妈妈别过脸去,把削好的苹果浸在温水里。
 
我们聊了很久,聊小豆的老家,聊上海的物价,聊大学生活。我们添油加醋地说起大学里的奇闻轶事,小豆的嘴都合不拢了,啊真的假的,啊怎么会这样的。我们说小豆你要快点好起来哦,你肯定会好起来的,以后来上海上大学,还要在上海的大学里谈恋爱。
 
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残忍。然而这样的念头一闪而过。我们的职责就是鼓励病人,哪怕是虚妄的鼓励。
 
临走前,小豆问我要号码,一笔一划地记在了本子上。他说,我好想看看大学的样子。
 
我花了一礼拜时间,拍遍了上海的大学,还拍了好多校园情侣。当我拿着洗好照片来到病房,小豆的床已经空了。
 
护士说,小豆回安徽老家了。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小豆的消息。我不知道小豆为什么没有做完剩下的两次化疗,他不是一个怕疼的孩子。小豆有我的号码,却从没来过一个电话或是短信。或许,他已经好了吧?
 
在宇宙中,漂浮着无数黑洞。它们是巨大恒星坍塌的产物。引力之强,连光都无法逃脱,所谓“黑”;吞噬一切物质,所谓“洞”。在黑洞的附近,时空被强大的引力场扭曲,那里,是时间的尽头。
 
霍金讲过一个故事,Bob和Alice是两名宇航员,他们接近了一个黑洞。Alice不小心越过了临界点,被黑洞吸引。Bob看到,Alice正飞向黑洞的视界,时间的终点。她的动作越来越慢,最后完全停滞了,她的微笑慢慢凝固、定格,像一张照片。
 
而Alice面临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强大引力的作用下,她感觉自己飞向黑洞的速度越来越快,最终被巨大的引力差撕裂。每一个原子都被撕裂,消失在永恒的黑暗中。
 
这就是生死悖论。Alice死了,可在Bob眼中,她永远活着。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终有一天,Bob会明白,Alice是那么勇敢。她忍受着身体的剧痛,为了在失去知觉前,在被黑暗吞噬前,给心爱的人留下一个微笑。
 
 
4.
 
许先生70岁时,在校方的邀请下重新出山,给我们这些本科生上《量子力学》。
 
许先生一头白发,总是穿一件灰色的夹克衫,朴素干净,夏天则是灰色短袖衬衫。《量子力学》是物理系公认最难的课程,许先生讲课不用投影,不用幻灯,坚持写板书。从普朗克到薛定谔,从海森堡到狄拉克,涉及无数抽象的演绎与推导。先生每次上课都密密麻麻写满四大块黑板,擦掉,再写满。逻辑清晰,一丝不乱。
 
被问起缘何选择研究量子,许先生笑言,当年他在南开读研究生时,学校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分配给许先生的任务是批判狄拉克的量子学说。乱世中,这却是一个可以静心读书的难得机会。许先生借“批判”之名,系统钻研了狄拉克的理论,大为叹服,从此与量子结缘,始终不渝。
 
1970年,“东方红”卫星上天时,先生正下放甘肃农村劳动。身边没有任何资料,硬是从牛顿定律出发,推导出整个力学体系,进而计算出“东方红”的轨道参数。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比较,几乎丝毫不差。先生说,当时那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回头想,多少岁月蹉跎,情何以堪。
 
许先生给我们上课的那个学期,正值“本科教学评估团”前来视察,学校极为重视。系里召开大会,反复教导我们,万一遇上专家私访,该如何作答。此外,为展示我校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各宿舍摊派一人,每天早上六点钟去体育馆打乒乓。
 
教务处也不闲着,派出人手在各教学楼蹲守,专抓那些迟到、早退等“学风不正”的学生。抓到就记过,取消奖学金及保研资格。
 
一时间人心惶惶。那天上午,许先生正上着课,一位教务处的领导冲进教室,揪住一位正趴着睡觉的学生,要记他的名。
 
我听见许先生的声音——请你出去。
 
领导愣了。这不,我给你整顿课堂纪律呢。
 
那么,请您尊重我的课堂。许先生顿了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不希望学生上课睡觉,但我捍卫他们睡觉的权利。
 
现在,请你出去。
 
领导脸憋得通红,犹豫了一下,怏怏走了。掌声雷鸣,经久不息。
 
今天想起这段话,依然抑制不住的热泪。
 
没错,我就是那个上课睡觉的本科生。从那天起,我没在许先生的课上开过一分钟小差。期末成绩98,是我四年本科的最高分。
 
我们是许先生教的最后一届学生。一年后,我直升本校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博,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在我的课上,我坚持不点名。我对每一届学生说着许先生的话——我不希望你们翘课,但我捍卫你们翘课的权利。
 
2007年4月29日,许先生因病去世。按先生遗愿,丧事从简,谢绝吊唁。噩耗传来,好多老师学生都哭了。
 
记得有一节课,讲到电子轨道的角动量,先生仿佛在无意中谈及生死——
 
一个人的死,对宇宙而言,真的不算什么。总质量守恒,总能量守恒,角动量守恒。生命不过是一个熵减到熵增的过程。始于尘土,终于尘土。
 
在键盘上胡乱敲打,打出一首情诗;随意洗牌,洗出一手同花顺。生命是偶然。遇见另一个生命,是偶然中的偶然。
 
同花顺被打乱,字母组合成墓志铭。生命的消解,如潮生潮灭,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该有太多悲伤。然而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
 
我不知道,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粒子轰击了另一个粒子,一个波经过了另一个波,抑或是一个量子态纠缠着另一个量子态?我只知道,在那样一个时刻,有一个人、一句话击中了我,照亮了我,改变了我的前行的方向。
 
永远怀念您。许先生。
 
 
5.
 
外婆老说她小时候的事——家里穷,她父亲又嗜赌,寒冬腊月,输掉了家里最后一床棉被。外婆那时还是个小姑娘,她穿上所有能穿的衣服,盖着仅剩的两床被面,蜷成一团,瑟瑟发抖。
 
从小到大,外婆给我做了无数的棉衣棉被。一次次,她去店里挑棉花,选布料,送到她放心的老师傅手上。长大后,我不愿意盖她做的被子,太沉,压得透不过气,哪有羽绒被轻软舒服;也不愿意穿她做的棉袄,活像个土财主。这时外婆又开始唠叨她小时候的事。我不耐烦地打断她,烦死啦,耳朵要起茧子啦。
 
外婆越来越糊涂。她已经不会用手机接电话,时常忘了怎样用遥控器开电视。一个大热天,我推开门,家里跟蒸笼似的,她满头大汗地摆弄着空调遥控器,吹的是热风。还有一次,她半夜起床,穿戴整齐。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哦,看错时间了。
 
一开始,家人还以为她只是老糊涂。后来情况愈发不对,拖着她去医院检查。很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俗称的老年痴呆。
 
一天,外婆神秘地拉着我,小声讲,明明啊,樟木箱里还有一床被子,外婆帮你藏好的。不要嫌重,冬天盖了暖和。
 
我眼泪快掉下来。那床被子,去年起她已经交待过我五遍了。
 
人的记忆是一座废墟,新的遗址覆盖了旧的。大脑的退化,是一个加速的不可逆过程。她先是忘了前一分钟有没有锁门,忘了早上有没有吃药,接着忘了昨天买的报纸,忘了上个月做过的检查,忘了去年的春节聚会,忘了外公去世在哪一年。
 
终于,她睁着困惑的眼睛,问我,你是谁呀?
 
那一刻,我觉得天塌地陷。从前的外婆已经不在了。
 
我回到房间,大哭了一场。我这才明白,在她最后一次认出我,最后一次唤我名字的时候,我亲爱的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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