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03 一个王朝的背影
播放 2552 余秋雨 文涛 18:28
VOL.03 一个王朝的背影 - 悦读FM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对比,避暑山庄与万历深宫的对比,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当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较复杂。
 
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纠纠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变节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憾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削发”之争,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关及文化生态,结果,是否“毁我衣冠”的问题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发点。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并把“鞑虏”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头发终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比黄宗羲更进一步,武装抗清失败后还走遍全国许多地方图谋复明,最后终老陕西……这些一代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门生和崇拜者们当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文人们依然像朱耷笔下的秃鹫,以“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开始大家以为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但从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他在讨伐吴三桂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把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次被保荐、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来录取了五十人。其中有傅山、李[禺页]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如此行动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书舍人”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李[禺页]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别人只得作罢。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岁,没想到二十五年后,五十余岁的康熙西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召见他,他没有应召,但心里毕竟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李慎言作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这件事带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
 
与李[禺页]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禺页]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黄宗羲、李[禺页]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
 
黄宗羲不是让儿子参加康熙下令编写的《明史》吗?编《明史》这事给汉族知识界震动不小。康熙任命了大历史学家徐元文、万斯同、张玉书、王鸿绪等负责此事,要他们根据《明实录》如实编定,说“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他还多次要大家仔细研究明代晚期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汉族知识化界要反清复明,而清廷君主竟然亲自领导着汉族的历史学家在冷静研究明代了,这种研究又高于反清复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对峙也就不能不渐渐化解了。《明史》后来成为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这是直到今天还要承认的事实。
 
当然,也还余留着几个坚持不肯认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时代浙江有个学者叫吕留良的,在著书和讲学中还一再强调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这个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个叫曾静的落第书生看到了,很是激动,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学生几人,策划反清。这时康熙也早已过世,已是雍正年间,这群文人手下无一兵一卒,能干成什么事呢?他们打听到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肯定能继承岳飞遗志来抗击外夷,就派人带给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请他起事。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情啦,还想着让他凭着一个“岳”字拍案而起,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琪是清朝大官,做梦也没想到过要反清,接信后虚假的应付了一下,却理所当然地报告了雍正皇帝。
 
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集团,又亲自阅读了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念需要自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而且认为有过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够的事实和勇气证明清代统治者并不差,为什么还要对抗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
 
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写得颇为诚恳。他的大意是: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是“外国”人,但这是籍贯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要把华、夷分开来看?你们所尊重的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难道有损于他们的圣德吗?吕留良这样著书立说的人,连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不顾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以反而勇于为善,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份,而外族君主即便精励图治也得不到褒扬,外族君主为善之心也会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还是中原的百姓吗?
 
雍正的这番话,带着明显的委屈情绪,而且是给父亲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的整体思维能力显然比不上康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指外族,而且也仅指中原地区之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也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让出现“虏”、“胡”之类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除了华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他倒是比较宽容,有度量,听得进忠臣贤士们的尖锐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他执政的前期,做了很多好事,国运可称昌盛。这样一来,即便存有异念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头,到后来也真没有什么想头了。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了头。真正第一流的大学者,在乾隆时代已不想作反清复明的事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
 
康熙、雍正给他奠定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庄,他来得最多,总共逗留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踪迹更是随处可见。乾隆也经常参加“木兰秋[犭尔]”,亲自射获的猎物也极为可观,但他的主要心思却放在边疆征战上,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外八庙内,记载这种征战成果的碑文极多。这种征战与汉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反而弘扬了中国的国威,连汉族知识界也引以为荣,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华夏圣君了,但我细看碑文之后却产生一个强烈的感觉: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数边境战争的必要性深可怀疑。需要打得这么大吗?需要反复那么多次吗?需要这样强横地来对待邻居们吗?需要杀得如此残酷吗?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燥热而又不详的气氛。在满、汉文化对峙基本上结束之后,这里洋溢着的中华帝国的自得情绪。江南塞北的风景名胜在这里聚会,上天的唯一骄子在这里安驻,再下令编一部综览全部典籍的《四库全书》在这里存放,几乎什么也不缺了。乾隆不断地写诗,说避暑山庄里的意境已远远超过唐宋诗词里的描绘,而他则一直等着到时间卸任成为“林下人”,在此间度过余生。在山庄内松云峡的同一座石碑上,乾隆一生竟先后刻下了六首御诗表述这种自得情怀。
 
是的,乾隆一朝确实不算窝囊,但须知这已是十八世纪(乾隆正好死于十八世纪最后一年),十九世纪已经迎面而来,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乾隆打了那么多仗,耗资该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贪官和[王申],又把国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实上,清朝乃至中国的整体历史悲剧,就在乾隆这个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庄内,已经酿就。但此时的避暑山庄,还完全沉湎在中华帝国的梦幻中,而全国的文化良知,也都在这个梦幻边沿口或陶醉,或喑哑。
 
1793年9月14日,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欢迎,还在山庄的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华夏威仪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也许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朝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规定出来的。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天朝意识,这与以后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乾隆在避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声言词,就连历史老人也会听得不太顺耳。这座园林,已孱杂进某种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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