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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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副官 - 悦读FM
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知不知道他的本名,并不会改变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间小房间,一进大门,穿过院子,进来的第一间。什么人来来去去,进出我家,都必须经过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头,却掩不住灰白交错的发色,小时候我说他像猿人。他常常叼根烟坐在他那小房间的窗口,竖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人们喜欢说小孩子单纯,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单纯的例子。
 
我从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负的。既然可以欺负,我就不会放过他。他不会去告状,也不会生气,不会报复,更不会记恨。甚至可以说,我想要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以至于我闯了祸,他的任务就是尽量帮我掩饰。
 
他跟着公公多久了,没有人算得清楚。他十三岁就在湖南老家单人所谓的“家仆”。后来我公公去上学,他的职位就变成书童,每天跟着公公去学堂,旁边一站就是一上午,等着公公放学,然后再安全的把公公送回家。黄埔军校开办,公公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决定从军。那年,公公只有十四岁,根本不符合从军的最低年纪,但公公还是谎报年龄上了黄埔。于是,易,就也跟着去从军。公公报效国家,易副官报效我公公。
 
离开黄埔后,公公去了俄国念书,易跟不去,就在家乡等他回来。公公留学回国,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姆;我叔叔诞生,他就变成了我叔叔的保姆;后来公公撤退到台湾,家里有了姑姑,当然他就是我姑姑的保姆。一直到孙少爷孙小姐都长大了,易,摇身一变,又成了家里掌厨的。这倒不奇怪,因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的湖南家乡菜。从小,我便当里的菜都是他给准备的。他的晒腊肉、糖醋排骨,都是一绝,也都是我自此没有再品尝过的味道。
 
搬来跟祖父母住的时候,我三岁,他六十八岁。从那天起他的任务就是当我的保姆.
 
小时候,可能因为安全的考虑,家里几乎不让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为自己家有院子,所以我的游乐场就是在前院里。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这位已经七十好几的易。
 
记得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他穿着拖鞋,我因为他没能把球打到我面前儿生气的摔球拍,过去踩他的脚,然后骂他说:“你根本就不会打球!”他的桌上永远有一个装满糖果和零钱的透明玻璃罐。我会爬上他那张破旧的藤椅,望着那个罐子,然后他就会打开,给我两颗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纸仔细地折起来,中间打一个结,做成一个个穿蓬裙的小公主,然后逗我说,那就是我。我当时觉得他无聊透了,这个招数用了那么多年也不换一下。
 
我的公主床的后头是一个小小的窗户,每天早上我不需要闹钟,易,会在那个窗口外问我,今天想吃什么早餐啊?咸面包?菠萝的,还是肉松的?还是稀饭,烧饼?通常他还没有念完,隔壁的窗口就会出现一个声音——我婆婆(编者注:指奶奶)的声音:“易副官,不准这么宠她,哪有每天问的!”即便如此,他还是每天都这样问,然后我才起床。
 
爸爸是船长,跑远洋的,两三年才回来一次。我嘴上从来不提爸爸,因为他实在太遥远了。我对他的印象有时不是脑海里的,而是照片上的。但是每每听说他要回来,我就会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坐在院子里,呆呆的往门口望着。易,总会走过来无声地拍拍我的衣服,帮我把褶皱拉平,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终于,那帅气的船长爸爸回来了,全家围坐在餐桌前,听他说着海外的奇闻轶事,虽然我完全听不懂,灯光还是显得出奇温暖。婆婆告诉他说,易帮我买了辆脚踏车。瞬息间,爸爸突然翻脸,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亲的责任,说不可以。他的说辞是:“第一,危险;第二,不可以宠我——怎么可以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第三,就算要买也不能是易副官买。”他立刻叫家里佣人把车丢出去。我突然吓坏,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哭了起来;是因为我将失去得来不易的脚踏车,或是爸爸终究破坏了我对他的美好等待,我现在已不复记忆。 
 
就在爸爸大发雷霆没有休止的时候,已的声音突然从屋外出现了。他隔着纱窗大怒说:“你自己小时候就多乖啊,还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会骂,孩子你带过几天?”
 
爸爸住口了,因为他知道,易说的都是事实,毕竟易也是他的保姆。没几天,爸爸又离开了,我的脚踏车也被偷了。我想易应该知道我是叛逆的。小时候我除了整他,就是不太爱说话,还常对着窗外发呆,他也从来不问我在想什么,只是搬张凳子也陪着我坐在那里,安静无话。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体不好,我只记得他老咳嗽。大家都说他是抽烟抽太多。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学校后,说去看病,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需要休息几天。然后,婆婆带着我去一个肺结核的医院,她说易住在里面,但不让我进去,说怕传染。那个下午,我等在外头,踢了好久的石头,很想哭。
 
再两个月,一个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张铺着凉席的床上,光着脚丫。糖罐子里的糖都快吃完了,他还没有回来。就在那个下午他走了。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还有一样东西,易常常望着它发呆。那是一张照片,影中人留着长发。我问过他,他说是家乡的媳妇。两个人似乎没有见过几次面就结婚了。然后,他就来了台湾。他说得很平静,然后转过身去把床垫翻过来给我看,藏着一沓沓扎好的十元大钞。他说很快他就会回去,到时再让她过好日子……对当时的我,这种话题没多大意思。多年后,我常在香港机场转机时,看见人们身上背着一包包的东西准备回乡,脸上有着疲惫和期盼,我会很感伤,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易我家服务了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说他是“无怨无悔”,但牺牲奉献的概念是他交给我的。时代耽误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许唯有这种阴差阳错,能向我们展示极致的忠诚和美。易出殡的那一天,我们全家戴孝。我公公带着全体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头。他是家仆,是书童,是副官,是管家,是保姆,是大厨,是永远的亲人和老师。也许我有幸,哪辈子也能当上他得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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